何清涟:社会转型需要知识者的参与吗?—从中欧四国成功转型的经验谈起

2017年7月8日 06:54

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目前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所在地。(美国之音白桦拍摄)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7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华沙发表他本次欧洲行的第一场重要讲话,赞扬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从未失去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最终在与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凡知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兰的格但斯克工人罢工的人,都清楚中欧四国取得民主的胜利不易,但却很少有人思考,19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几乎只有中欧四国成功转型,俄罗斯的专制回潮举世皆知,“波罗的海三国”、“巴尔干国家”、前苏联各成员国等三大板块,无论是经过各种颜色革命还是战争,目前大都徒具民主形式。

原因除了上文讲过的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转型之外,还得正视一个因素,即四国知识分子在转型前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启蒙。

苏东共产国家采用与中共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

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文明程度上很不一样。仅举一例: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8日在会场上发表即兴演说:“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接下来喝茶休息时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杯的手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000万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不理解毛为何谈死三亿人时那么不在意,从此与中共保持距离。

相对来说,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从未发生过毛泽东式的历史大反动。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反,中欧国家的党政干部与他们的苏联同行那样,在文化层面,被知识分子同化了;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的60、70年代,中欧四国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尊重,他们以西方民主自由为模本的批判性话语开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现象在苏联迟至80年代方才出现。

现代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来管理各项事务。苏联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在建政20年左右,都陆续开始了用技术官僚取代职业党政干部的过程,提拔干部的标准也从政治忠诚转向“又红又专”。这个过程让平民家庭出身的人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成为技术官僚;同时也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一般来说比较小,相应地,文化上,他们与知识分子的距离也越来越小。

在中欧国家,这个过程开始于70年代;只有在波兰,共产党当局为了抵制团结工会的影响力,特别注意多在工人中提拔干部。即便是在最封建落后的北朝鲜,技术官僚也成为各级干部的主体。但在中国,毛泽东的统治彻底阻断了这个过程,直到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干部知识化、年青化的要求,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才开始发生变化。此后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采用纳入体制的方式。江胡时期,官方还容得下一些温和的批评声音,但到胡锦涛时期,维权活动成为反抗主要形式之后,知识分子被草根反抗者排斥的情形日益显化。到习近平时期,爱点评时政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官方认为他们是“吃党的饭、砸党的锅”,草根反对者则对他们极尽嘲笑之能事,“公知”“母知”只是最轻微的讽刺,最近在推特上还发展出“打倒知识的傲慢”。

知识分子的话语革命造成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共产党的官僚统治有一套专门的官方话语,包括在文件中和洗脑宣传中,什么事必须如何说、什么词有那些特定的含义、什么问题不可以触及,等等。比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这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一样。但是,在共产党的各种正式仪式(如会议、课堂等)之外,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目中,究竟这套干部话语具有多大的分量呢?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日益失望,他们投身于地下文学(samizdat)或地下出版物,成为思想上的异议者;于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critical discourse)开始挑战干部话语。在中欧国家,民众对官方的各种宣示保持着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或高度的不信任,他们更愿意接受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这样,在民间出现了批判性话语颠覆干部话语的局面,以至于谁要是在私下场合仍然试图说干部话语,他便会发现自己处于被十分讨厌的尴尬境地。

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场话语之战,它在社会上为后来的制度转型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因为批判性话语也试图通过思想、蓝图以及各种模式,改变现实,建构未来.与此同时,在民间,面对民众对共产党官僚的尖锐批评,干部精英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偶尔进行的自卫也不得不使用知识分子批判性话语的各种术语。最终,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知识分子取得了对干部精英的话语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反映出共产党统治潜在的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这一危机,因为,异议知识分子发起的“话语革命”加深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最终造成了合法性危机。

中国的底层政治反对者,在语言上几乎完全承袭了中共范式,当年在艾未未的政治嬉皮时代,我就指出:中国的政治反对者与他们反对的共产党政权,在意识形态及语言系统上,是一块硬币的正反两面,互相依存。这话当时艾未未不肯接受,但后来在他被批判之后,也发出类似推文。自2017年4月以来,在推特上,文革语言卷土重来,几位著名的知识人成为某类人的批判对象,让人重温了当年文革气象。

不同的话语系统中,语言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中国如果不进行一场话语革命,继续使用中共意识形态语言,很难与红色共产文化诀别,为民主化奠定思想基础。

用民族主义消解共产党的爱国主义

二战以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分为本土革命政权与外来政权两种。对本土革命政权而言,爱国主义从来是一剂凝聚民心的强心剂;而对外来红色政权而言,爱国主义则是一剂致命的毒药。

在革命摇篮国,共产党政权常年持之以恒的宣传重心之一就是“有党才有国”。对苏联和中国而言,老百姓哪怕对共产党有再多的不满,也不容易抗拒共产党宣传的“打败外国侵略”或“独立自强”之类的爱国主义口号,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要求他们在认识层面清晰地分清“爱祖国”和“爱政府”之间的区别,不要把对祖国的热爱转移成共产党所宣传的对政府的热爱,往往并不容易。因此,共产党经常能够利用爱国主义口号绑架国民的政治忠诚,而爱国主义也是革命摇篮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支柱。在这样的国家里,凡是谈到“外来影响”,必定都与“敌对势力”有关;对外国影响的担忧,不仅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也是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

但是,在红色政权输入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都是苏联用坦克送进去的,本来就是外国势力操控的产物,而这些服从莫斯科的本国红色政权,其实是外国势力的傀儡。所以,在中欧国家,当人们不满本国的红色政权时,他们很容易把红色政权和卖国主义挂起钩来,同时又把反共与爱国主义相联系。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反抗本国红色政权的群众性抗议或示威游行,如布拉格之春、裴多芬俱尔部事件、格但斯克大罢工等等,每一次反抗都是被苏联红军镇压下去的。人们的亲身经历反复告诉他们:苏联占领军是本国红色政权的后台,自己的国家长期处在苏联占领军支配下,实际上只是苏联的殖民地而已。因此,在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当中,一谈到爱国主义,人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反对苏联占领军;同时,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往往与彻底否定共产党统治直接相关。

1989年—1990年中欧四国的“天鹅绒革命”,其成功决不依赖那惊心动魄的广场集会,在广场集会之前,这四国的知识分子花了几十年力气,为这场革命铺好了道路,他们当中有些人名垂青史,比如哈维尔;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只是民主的一小块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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