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 危险生于改革前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流毒

中国今天人权恶化(如雷洋被打死而涉案警察却免予起诉)、法制倒退(如七○九大抓捕后抛开一切司法程序)、社会绝望(如杨改兰全家惨死)等等有目共睹,然而,让人困惑的是,中国怎么会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全球化突飞猛进、网络使地球变成一个村落而经济总量达世界第二的情况下,却日益步入这种危机深重、高压频仍、政霾沉沉、让人窒息的绝境?要解开这个谜题,制度、历史、文化等等重大的规律性因素当然不可回避,然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中国时下当政者的影响不可忽视。

《动向》2917年2月号第377期

该书究竟告诉了当下统治者什么

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其中最鲜明地颠覆过往人们将“革命”理解为统治达到最坏,民众无法忍受而终于爆发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刺痛人心的“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肯定注意到了,托克维尔在书中多次提及“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而这句话应该就是整本书的点眼之笔,也是此书成为警醒后世统治者的长鸣之钟。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二○一二年十一月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上向与会者郑重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见王岐山对此书的看重,也由此可以想见当今中国统治者正像当年越王勾践悬胆自警一样,将《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的警句悬于头顶。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演绎

托克维尔虽然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掘出改革与革命相连的这一秘径,但这绝不专属于法国,在世界发展史中多有验证,而中国明朝、清朝的覆亡史,也蹈此覆辙。大明王朝在万历之后日益衰败,朝纲崩摧,官僚贪腐,恶霸横行,民不聊生,面对这种情况,崇祯皇帝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惩治腐吏,节俭开支,减轻民负等等。显然比以前的皇帝仁政得多,然而,最后却民变四起,外患丛生,终至城破国亡而自缢于景山。同样,清朝光绪登基前已百病缠身,民生凋敝,强敌环伺,光绪上台后力推维新变法,试图力挽王朝于即倒,结果最后内忧外患,革命迭起,终至王朝快速倾覆。可见,明清灭亡也不是在王朝最严酷统治时期,而是在改革开始之后,迎来革命爆发,最后统治易手。

这种因改革开始而带来社会动荡甚至革命的情况,在当代中国也屡有端倪。四九鼎革之后,中共当局发起了镇反、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残民害国的运动,竟致杀死饿死数千万人,但社会没有出现革命,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力推改革开放后,民众各方束缚受到松绑,结果却出现了八六与八九的动荡,虽然不是革命,但却导致了胡赵下台,改革夭折,中国重回严酷的极权统治时期。

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的历史,就改革与革命的直接关连来看,的确如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显示了改革一旦启动,改革的速度远远没有民众的希望跑得快与跑得远,也就是改革跑不过民愿。而这从一定程度也注解着改良与革命赛跑的命题。改革带来相对的宽松,由此启开了久经严酷统治封禁的思想,因思想引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愿景当然总比现实美好,于是希望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不满就由此生发聚积。而严酷统治常常是不允许有思想与愿景的,也就比较不出现实的不堪了。所以,改革的确是会带来不满,并由此引发动荡甚至革命的。就这个层面而言,《旧制度与大革命》给中国新统治者的警示是准确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国应对

面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改革与革命关系的近乎魔咒的悖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会选择拒不改革,并将统治日益严酷,将缚于民众身上的绳索一道道加紧、绑厚,且通过各种制度政策法规,将民众一切可能的反抗消灭于萌芽状态,进而将民众的思想与愿望封禁杀绝。

当我们从历史的故事中抬头张望今天中国的四下,会惊异地发现自己正是沦陷在这个严酷的穷尽一切手段强化的统治中,造成了中国当下让人窒息的绝境。由此可见《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统治者的流毒。

然而,纵观历史可以看到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仅仅是历史中的一种现象,如果以此为据,当然就会选择拒不改革而严控更严控的统治路径,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稳保江山千万年了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任何严酷的统治,都无以阻拦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后的最终覆亡。请看秦朝焚书坑儒,外修长城,内禁铁器,严刑峻法,甚至屠楚人以剩三户,但最终结果呢?却是二世而亡。还有元朝,三户共一把菜刀,结果还是难逃灭亡。至于纳粹德国的灭亡,红色高棉的终结,应该也不是他们自身改革所致。由中外的历史,可以查找到更多王朝没有改革而只是维持、延续甚至强化过往统治,最终仍难逃倾覆的厄运。

可见,历史变革中因改革而引发革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改革重生却也为俄罗斯、东欧、台湾、韩国等等众多转型成功国家的历史所实证。

同样,还值得追问的是,那些改革迎来革命的时期,难道能归罪于改革吗?显然,当时为什么要改革就值得追索。从历史来看,一个时代只要能延续,作为人与制度的惰性,常常就不会走向改革,而之所以要改革,肯定是过往既定路径已经无法延续,即社会到了不改无以存续的地步,统治者才会迫不得已启动改革,而改革最终引燃了革命,那根本原因还是改革前社会积弊所致。此正如化疗可能致人于死,但化疗是因为癌症而不得已为之,不能因此归罪于化疗。毕竟化疗尚有生机,而不疗则只有死路。

所以,历史变革、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落后于历史发展的规律要求,而不能仅仅归结为改革。也因此,“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这句话同样可改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根本的危险是它违背历史规律而变坏,却又拒不依从历史规律而改革,则必然导致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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